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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宇燕方建春GDP与IWI核算体系与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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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溯及GDP缘起与历史贡献的基础上,总结了该指标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并梳理了国际机构和学术界“超越GDP”的不懈努力。其中,联合国大学全球环境变化国际人类维度计划(UNU-IHDP)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在兼收并蓄多种国民核算指标的基础上,提出了包含生产、人力(健康)和自然资本存量的包容性财富指数(IWI),作为衡量全球可持续发展速度、质量的新指标。目前,IWI已获得全球统计机构的广泛认可和积极跟进,可能会主导未来国民核算体系改革的新方向。本文分析了IWI提出的科学意义及其中国启示。应当说,围绕IWI展开的探索与中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相容的,也为中国构建全新国民核算体系和补足可持续发展短板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一、引言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当今人们广为熟悉的测量产出的流量指标,其缘起于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经济学家们所讨论的国民收入(NI)概念,后者又进一步演化为国民生产总值(GNP)。GNP诞生的大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期间,美、英等国在做决策时需要以合理的预算和资源潜力评估为依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一种核算体系,GNP逐步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采用,并最终演化为各国和国际组织所广泛使用的GDP。

在广泛使用的同时,人们对GDP的批评也一直没有间断过。过去十余年间,面对一系列全球性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GDP作为衡量国家繁荣和社会福祉水平与变化的核算体系已显得力不从心。对GDP核算体系的批评主要集中于:注重短期经济收益和流量,忽视经济赖以持续发展的资本存量基础;仅是衡量社会福祉改善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指标;难以全面衡量社会福祉,甚至还计入了凝固汽油弹、核弹头和装甲车等反社会福祉领域的“产出”;引致了过度消费;以市场价格衡量产出忽视了环境负外部性。

鉴于GDP核算体系存在诸多缺陷,改进GDP,甚至开发替代性指标,已成为学界的广泛共识。联合国、世界银行和OECD等国际组织提出了多种“超越GDP”的倡议。其中,联合国倡导发起的包容性财富指数(IWI),以生产资本、人力(健康)资本和自然资本存量来衡量人类福祉与发展的可持续性,成为诸多指标核算体系之集大成者。可以预见,尽管不会一帆风顺,但一个代表全球核算体系改革方向的全新核算框架很可能会在我们这一代人诞生。

经过数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已经迈上了新的台阶,正行进在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国际上对传统增长方式的深刻反思及在“超越GDP”问题上达成的共识,无疑为我们重新思考经济发展的社会福祉与可持续性提供了新思路。从一定意义上讲,IWI的创建不仅搭建起了各国对话与比较的新框架,也高度契合了中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可以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国民核算体系、指导经济转型以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弥补可持续发展短板提供有益借鉴。

考虑到指标核算体系在*策制定和制度设计中的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作用,也考虑到国内学术界对这一主题的研究仍不充分,我们撰写本文并将着重探讨以下主题:GDP的缘起与历史贡献;GDP面临的质疑与挑战;对GDP的修正及“超越GDP”运动;IWI诞生的背景、价值与不足;IWI对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借鉴意义。

二、GDP的缘起与历史贡献

对国家整体经济能力的测度源自战争需求。在年第二次英荷战争中,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受命对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收支、人口、土地及其他资产进行测算,以评估国家可用于战争的资源及通过税收支撑战争的能力。配第()用数字证明,英国收入中仅小部分来自土地所有,而更多地来自劳动力,若改变税基便可获得更多收入,从而为建设更强大的*力提供资金。基于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称他为“现代*治经济学的奠基人”,并且是“最天才,最早期的经济研究者之一”。配第的相关论述为后来的劳动价值论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在配第看来,“*治算术”不仅是“国家本身的权力来源,而且也是那些进行这种算术的人的权力来源”,“配第力图将单纯数据转化为权力工具,因此成为GDP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先驱”,与此同时,配第还证明了英国的国民收入足以与法国相匹敌,“以减轻英国君主制对一个看似无所不能的法国的恐惧和自卑感”。

在整个18世纪,一批经济学和统计学先驱为推动国民收入核算框架的演变做出了重要贡献。亚当·斯密于年出版的《国富论》中对“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进行了区分,认为只有那些从事有形商品生产的人才应被纳入国民收入统计。斯密提出的市场提供的诸多服务对国民经济而言是一种成本之思想,在19世纪晚期之前一直支配着经济计量活动。19世纪90年代,“新古典主义”代表人物马歇尔颠覆了这一思想。在马歇尔看来,财富既包括物质性财富,也包括精神的或非物质性财富。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基于这一思想开展的统计工作被称作国民收入核算的“第一阶段”。

我们现在使用的国民收入定义可追溯到现代史上的两大事件——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终结那场史无前例的大萧条,英国*府指派科林·克拉克(ColinClark)建立了英国国家经济咨询委员会,以计算国民收入并找到破解危机的办法。克拉克随后提出了“从生产、收入和支出方面”计算国民收入的三种方法。为便于国民收入的国际比较,他还创立了“国际单位”(internationalunit)(Clark,),并由此成为购买力平价(PPP)的先驱。

GNP核算体系的建立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英两国的战时需求,以便用可行的分析框架和数据来指导决策。为了准确评估美国参战是否会危及刚从衰退中复苏的美国公民的生活水平,并证明*策和预算的正确性,时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Roosevelt)急需可靠的统计数字。在此背景下,由西蒙·库兹涅茨(SimonKuznets)等经济学家主导的GNP国民核算体系应运而生。后被誉为“GNP之父”的库兹涅茨出生于俄罗斯,曾拥有在苏联劳工统计局工作的经历。年在向美国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中,库兹涅茨与合作者(KuznetsMartin,)详述了国民收入的概念及其构成,即劳动收入、财产收入和企业家收入。年,库兹涅茨在由学界同仁和*府官员参加的第一届收入与财富研讨会上,首次提出了GNP这一相对简单且实用的指标。该指标最初以收入为基础,而到了年代初,为满足战时计划需要,对生产的测量开始被包括进来。GNP核算数据表明,当时的美国经济足以在支撑战时供应的同时保证消费品和服务的充足生产。

GNP核算体系的形成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年,库兹涅茨进入美国战争生产委员会下属的计划委员会,对美国维持全面战争能力进行评估。他带领的团队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只有延迟参战至年底或年初,才能更好地保证其在欧洲和太平洋两条战线打赢战争的能力。“关于工业生产的优势和劣势的定期和详细的统计数据,帮助美国*府在*火生产方面超越了它的敌人。更重要的是,它允许将民用经济转变为战争机器而不妨碍国内消费,结果证明这是为战争创造收入(从而避免了诸如希特勒战时经济所遇到的瓶颈)和推动战后大规模消费的一大因素。……国内消费主义与外部*事投射之间的联系如此深刻地融入经济设计,成为美国资本主义模式的一个关键特征……GDP的发明,为美国赢得战争所起的作用,堪比发展核弹的曼哈顿计划”。相比之下,美国调查人员战后得知,希特勒*事生产目标与德国经济整体表现之间存在明显脱节,即“希特勒制定了更低的生产目标,部分原因是缺乏复杂的国民账户”。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GNP诞生过程中的贡献亦很重要。“如果没有凯恩斯基于克拉克和库兹涅茨所做的工作,GDP的历史将被改写”。二战的爆发使凯恩斯从根本上抛弃了克拉克的立场。克拉克最初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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