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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安,张艳涛论马克思主体性批判的三重维度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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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理性形而上学批判:主体性批判的哲学之维


  主体性既是哲学概念,也是哲学问题。“在现代哲学用法中,‘主体性’或‘思维实体’往往主要是作为理论意识(甚至是先验意识)的一个同义语而出现的,因此人们把它解释为一种认识论的前提。”[1]近代哲学家笛卡尔首次将“主体”作为专属于人的哲学范畴,将“自我”从万事万物中独立出来,成为本原性或本体论意义上的独立存在。近代哲学意识到人类关于世界的认知并不具有客观必然性,存在物要被人所认识,必须呈现为人的思维领域的意识事实,必须以“自我”或“自我意识”作为先在的逻辑依据并且作为认识对象的基础。在笛卡尔那里,“自我”的唯一特性就是“思”,“思”即是“我”,“我思故我在”表征着主体的思维先于思维的主体,对主体的认识集中在理性及其逻辑规定上,理性自我的先验性和自明性完全摆脱了客体的束缚,先验的逻辑理性代替上帝的神话作为人类主体性的化身,人的先验理性思维的主体性原则随即成为哲学第一原则。将先验的意识或理性设定为主体性思想的原则在黑格尔那里被发展到了极致。在黑格尔的思想范畴体系中,绝对精神是一切现实事物之所以具有真理性的依据,具有实体性意义,是现象世界的本原。理性构成了世界内在的、固有的本性。(
  黑格尔所言的主体是古希腊逻各斯意义上的存在理性。理性的自我认识过程是精神回复到自身实现统一的自我发展过程,传统的主客二元分离的主体概念消逝在这一运动过程之中。黑格尔的理性主体是近代主体颠覆的开始,马克思对主体性的批判正是对黑格尔主体的颠覆。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到康德的“理性为自然立法”,再到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尽管近代哲学家们在表述主体先验性方面各有不用,但都对人的主体性作了绝对化的理解,并以理性的绝对化表现出来。在黑格尔那里,作为理性的载体人即主体成了与外在对象相分离的纯粹的自我意识,人是作为主体“人”这个概念的外在表现,其结果人的主体性消解在绝对精神的体系当中。在《手稿》中,马克思对近代理性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哲学和现代德国批判运动进行批判,也是对理性主体性的哲学批判。这一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以实践为基础的主体性批判以抽象理性思辨为基础的主体性。对黑格尔而言,“主体也始终是意识或自我意识,或者更准确些说,对象仅仅表现为抽象的意识,而人仅仅表现为自我意识。”[4](P97)一方面,自我意识外化设定物性来表现自己的现实的对象性本质力量;另一方面,自我意识又扬弃这种外化和对象化获得自我确认。黑格尔把这一过程看作是神性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担当者必须是作为主体的绝对自我意识,也就是绝对精神。费尔巴哈正确指出黑格尔的这种以“绝对精神”为主体的哲学体系和宗教一样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4](P92-93),费尔巴哈以现实的、感性的确定性来批判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但是却停留在感性直观的层面,没有看到黑格尔以思辨的形式反映事物自身发展的辩证法。马克思通过对费尔巴哈感性对象性原理的合理吸收,既肯定了黑格尔的主体性思想所包含的积极意义,又批判了黑格尔绝对主体的抽象虚假性。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辩证法“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做非对象化,看做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4](P98),这种认识表明黑格尔看到了人本身具有克服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以及实现人的本质的能力。但是,黑格尔却把主体指认为“绝对自我意识”,直接导致了两个错误:一是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从思维和绝对观念出发,又以抽象的精神或绝对知识结束,将现存事物的矛盾和异化及其扬弃看成是抽象的思维运动;二是将宗教、财产国家等人的异化的形式看成是精神发展的必然环节,看成是符合概念的本质规定,在思维中实现了对异化了的人的本质的重新占有,而人丧失了主体性。此外,黑格尔的“绝对自我意识”的主体性还暴露他的哲学体系和方法之间的矛盾。如果一切都要经过否定,那么绝对精神本身也要被扬弃,“把自我来理解为抽象的抽象,知道自己是无;它必须放弃自身,放弃抽象,从而达到那恰恰是它的对立面的本质,达到自然界。”[4](P)


  通过对黑格尔抽象自我主体的批判,马克思指出主体不是黑格尔所谓的纯粹的抽象的自我意识,而是现实存在的、从事具体实践活动的人,“人始终是主体”[4](P88),人的主体性应该从实践当中寻找,因为人的实践活动造就了人的主体性的现实化,“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4](P54)因此“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而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4](P)人之所以能创造对象,是因为人的本质规定包含着对象性的东西,人是被对象所设定的,人源于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像黑格尔所说的人的对象性活动是从“纯粹的活动”转向创造物,而是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人的对象性活动。这表明人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性必须以对象性的活动即实践为前提,“实践的含义有多么丰富,本体论维度上的主体性的含义就有多么丰富。”[5]离开实践活动,也就无所谓人的主体性了。这里所说的实践并不是黑格尔所理解的实践,黑格尔绝对主体唯一承认的对象化活动就是抽象的无内容形式绝对的否定性,并“把它看成一切存在的唯一的真正的活动和自我实现的活动”[4](P94),黑格尔所承认的劳动仅仅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4](P99),所以主体对客体的劳动不是物质性生产活动,而是纯粹抽象的精神活动,抽象的绝对观念和理性成为劳动的本质。人类历史不过是精神的发展史。通过对黑格尔“精神劳动”的批判,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只看到了劳动的积极一面,把劳动看成是人和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而没有看到劳动的消极面,把劳动的对象化和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异化等同起来,把异化看成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第二,以历史生成的主体性批判超历史的主体性。在黑格尔那里,历史的主体不是现实的人而是绝对精神,作为主体的绝对精神是超历史性、永恒的存在。历史展开的过程是主客体在自我意识中的统一过程,马克思批判这种超历史的主体性,认为“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既定的主体的人的现实的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4](P94)。也就是说历史不是现实的具体的历史运动,这种“历史”只是人类精神发展的历史,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界不过是绝对精神的“谓语、象征”[4](P)。它所进行的活动仅仅是“在自身内部的纯粹的、不停息的旋转”[4](P)。黑格尔认为历史可以不经过经验活动而以超历史的方式在先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在思想中就可以安排和建构一种历史。历史的真正存在是历史哲学,历史的发展不过是“理性的狡计”,一方面黑格尔将人类的历史演化为抽象的精神实现其目的的历史,“全部外化历史和外化的全部消除,不过是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思辨的生产史。”[4](P96)另一方面,黑格尔所理解的历史运动是现实的人的及其活动的抽象思辨和形而上学改装,历史终究不过是精神的外化。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详细论述了抽象法、道德、伦理,其中又包括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阐明了人的丰富历史性的存在,但历史在黑格尔那里表现为超人的观念史,一切历史都已经被提前预定了,这样的历史只能是抽象的、超历史的徒具形式的历史。


  在马克思看来,作为主体的人并非抽象不变的,而是具体生成的人。作为主体的人在现实中是什么样的,就有什么样的主体性。正如一切自然物的形成一样,人也具有自己的形成历史过程,“但历史对人来说是被认识到的历史,因而它作为形成过程是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形成过程。”[4](P)历史不是外在于人的主体性活动的,人的主体性活动本身就创造着历史,人们正是在认识到历史必然性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历史,由于“认识”和“有意识地扬弃自身”,历史展现了人的主体性的生成过程。在这里,马克思强调要以历史性的维度去把握人的主体性问题。正如卢卡奇所言,马克思把“无论是社会的还是社会化了的人的一切现象都彻底地变成了历史问题”[6],这里讲的历史性不是一般的时间性,而是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对主体及客体的超越的属人的时间性。主体的实践过程从根本上说就是走向全面主体人的生成过程。马克思认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实践存在物,更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物,因为人的实践性活动是具体的历史的,所以也就决定了人的存在也是具体的、历史的。动物不是历史性存在,原因在于“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4](P53)而人是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把自己的意图注入到对象物之中,使对象发生符合人的要求的改变。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人通过不断增强的实践能力创造新的人类历史,完成了从“历史的人”到“人的历史”的转变。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的主体性得到全面实现的阶段,“是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是人的本质对人来说的真正的实现”[4](P),在这个阶段,人作为主体彻底解决了人和自身之间、人和人之间、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在此,共产主义不但是扬弃异化劳动的具体途径,而且是实现人的本质复归和人的主体性全面生成的新阶段,它是实现了彻底的人道主义和彻底自然主义的统一。


  二、资本形而上学批判:主体性批判的经济学之维


  马克思在哲学上对理性形而上学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对资本主义现实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在经济领域对资本的主体性进行了批判。在《手稿》中,马克思从“站在国民经济学的立场”到“超出国民经济学的水平”,揭示了国民经济学的二律背反,从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经济事实出发,揭露了统治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抽象主体——资本。“‘抽象’本来只是为了标示诸种感性活动之感性结果之间的同一性,以便确立商品的一般交换价值,但现在他却成了主体,其他事物反而成了它的客体,成了被它所构造的东西,这就是‘资本原理’——抽象成为统治。”[7]资本形而上学的统治使得人丧失了主体性,而资本获得了主体性地位,具有绝对的“支配权力”,而活着的人(工人和资本家)都丧失了主体性,失去了独立性和个性。马克思对资本主体性的认识和批判是在批判国民经济学家非批判性的前提私有财产的基础上进行的。


  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发现劳动价值论与工资的矛盾,揭露了国民经济学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一系列二律背反:(1)按国民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劳动产品应该属于工人,但实际上工人得到的仅仅是为了维持生存、“繁衍工人”所必要的那部分;(2)按劳动价值论,劳动可以购买一切东西,但工人不能购买,甚至还要出卖自己;(3)理论上劳动创造了价值,是人的能动财产,可是不劳动的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却高踞于工人之上;(4)理论上劳动是不变的物价,但劳动的价格波动最大;(5)工人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不对立,但是社会的利益却和工人的利益相对立;(6)按照国民经济学家的观点,地租和利润是从工人创造的价值中扣除,但实际上工人的工资是从地租和资本利润中扣除。这说明以国民经济学家的观点分析社会现实根本行不通,国民经济学家只不过是为资本家非法占有一切劳动产品辩护。(
  在国民经济学家的视野中,资本只是一种生产要素,是构成国民财富结构的一个必要部分,并且作为一个永恒的无需追问的前提而存在。马克思通过分析国民经济学家的劳动价值论初步研究了资本及其运动规律。针对国民经济学家“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土地——地租”三位一体的公式,马克思深刻指出,资本不仅仅是物,还是一种社会关系,是物和社会关系的结合体,即“对他人劳动产品的私有权”[4](P18)。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在私有财产关系中即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关系才能揭示资本的本质,私有财产关系本身就表明“作为对财产的排除的劳动”[4](P74)和“作为对劳动的排除的资本”[4](P74)的对立。一方面是劳动者的生产活动是完全异己的生产活动,也就是异化劳动,这种异化劳动被并入到资本当中,为资本而存在,“资本是积蓄的劳动”[4](P19);另一方面是资本家的活动生产是增殖资本的生产,资本家对资本的单一追逐使得内含自然性和社会性的劳动产品作为私有财产被资本同一化了,劳动和生产是按照资本家追逐最大利润的计划来考虑的,追逐私人利润是资本家的唯一目标。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导致了所有权和劳动发生了分离,资本家不劳而获,劳动者劳而不得,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本身也是资本的力量,无论是资本家和劳动者都成为资本的奴隶,“二者各自同自身对立”[4](P68),资本家和劳动者都丧失了主体性。马克思认识到资本主义“若要延续下去,资本增殖的逻辑必须受到劳动的节制,必须被限定在合理的界限内,但这又是和资本增殖的本性相冲突的”[8]。马克思还意识到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一切事物都有向资本化方向发展的趋势。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是由资本的发展所决定的客观必然现象,大资本家由于资本积累的优势挤掉小资本家,“资本的积累日益增长,而资本间的竞争日益减少”[4](P31),从而必然导致资本的集中与垄断。马克思在对地租的分析中发现了地租的性质和资本的性质一样,都会发生竞争,大地产吞并小地产。在地产竞争过程中,随着资本及资本家介入地产,造成了大地产所有者和资本家的同质化,“地租资本化”,资本家对地产的占有,地产必然以资本的形式表现为对工人阶级和破产或新兴所有者的统治。马克思对资本的主体性批判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资本的主体性表现为资本对整个世界的支配力。马克思指出:“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资本家拥有这种权力并不是由于他的个人的特性或人的特性,而只是由于他是资本的所有者。他的权力就是他的资本的那种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4](P19),资本的支配权力源自于资本(货币)的购买权力,货币“能使一切人的和自然的性质颠倒和混淆,它能使冰炭化为胶漆,……凡是我作为人所不能做到的,也就是我个人的一切本质力量所不能做到的,我凭借货币都能做到”[4](P)。资本的支配权和资本的购买权是一致的。资本家具有对劳动者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资本家生产活动的唯一目就是不断增加对劳动的占有,实现资本增殖,它把一切可以增殖的要素都纳入其中无限制地扩大自己的疆域;而在资本逻辑控制下的劳动者只是单纯劳动的人而已,劳动者沦为绝对的无和现实的非存在。资本之所有成为资本,不仅在于资本的客观化存在,更在于资本的主体性本质。一方面,“资本逻辑集中表现为最大化和自由性”[9],在资本逻辑的作用下,工业资本代替农业地产,商品、货币关系支配着一切,打破了民族地域的局限性,“并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性的力量”[4](P74),资本的无限性超越了封建社会的有限性,使个人获得了相对的自由和权力,成为人的独立个性的前提和中介;另一方面,资本的存在是个人的存在,个人的生活,资本规定了个人的个性和自由,资本霸占了人的主体地位,个人的价值只有在异化的劳动中才能表现出来。这导致了劳动者虽然摆脱了前资本主义的人身依附关系,但在资本的统治下又必须依赖资本家才能生存下去。这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的统治也都表现为资本的单纯统治,死的物质完成了对活的人的完全统治。


  第二,资本的主体性还表现在资本逻辑运作的实质在于异化(抽象)劳动对人的统治。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交换价值为主要原则,导致了本该属于客体的商品、财富、货币、资本先后成为现代世界的主体,其结果劳动者的主体性在异化劳动中消解了。马克思分析了在异化劳动中劳动者主体性丧失的四种状态。劳动者主体的第一种异化状态就是劳动者和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自己生产的产品反过来压制劳动者,工人生产的产品越多,“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4](P48)。劳动者主体的第二种异化状态就是劳动过程本身和劳动者相异化,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劳动成为异己的、强制性的活动,并制约着劳动者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本身。劳动者主体的第三种异化状态是人的类本质和人相异化,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的有意识的自由自觉活动,但是异化劳动确使人的产品和劳动过程与人相对立,把人的自由自觉活动贬低为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人的类本质无法实现,人的主体性也发生异化。最后一种异化状态是人与人相异化,“当人与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4](P54)。劳动本身和劳动产品都不属于劳动者,在劳动者之外肯定有一个支配劳动和劳动产品的人,也就是资本家。资本家凭借资本无偿地占有了原本属于劳动者的劳动和劳动产品,那么劳动者必然和资本家相对立。在马克思看来,正是上述四种异化状态使得劳动者完全丧失了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也就丧失了主体性、沦为抽象的存在物。劳动者的主体位置在资本逻辑的运作过程中发生根本性变化,资本家的个人目的也受到资本逻辑的支配,这本身就表现了资本逻辑的结构化过程,“从而将主体与客体都吸纳到这个结构化过程中,结构化的资本逻辑成为统治一切的力量”[10]。


  三、“共产主义”批判:主体性批判的政治学之维


  马克思对主体性的经济学批判与对主体性的政治学批判是分不开的,因为私有财产的存在给无产阶级和现代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马克思强调要使无产阶级和社会从私有财产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必须要有共产主义的现实运动,消除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必须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马克思在《手稿》中通过揭示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的深层关系,对粗陋的共产主义和政治的共产主义进行了批判,找到扬弃主体异化之路和复归人的主体性的现实路径。马克思理论的出发点是“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4](P75)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即私有财产的扬弃必须从根本上消除产生自我异化的客观条件,而不是仅仅改变私有财产的存在形式。空想社会主义者由于没有把无产和有产的对立看作是劳动和资本的对立,是作为矛盾的对立,他们也就没有认识到私有财产是积累起来的异化劳动,资本的异化来源于劳动的异化,所以他们提出解决人的异化状态的方案必然沦为空想。


  粗陋的共产主义者虽然从私有财产的客体方面即被异化为资本的劳动方面去考察私有财产,否定私有制,但他们所主张的是“从私有财产的普遍性来看私有财产关系”[4](P75),也就是用“普遍的私有财产”即均分私有财产来代替个人的私有财产。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对私有财产最初的积极的扬弃是以动物的形式来表现:“公妻制”,是用一种私有财产的共有性来反对私有财产的排他性,它实质上“到处否定人的个性”[4](P76),是私有财产的完成和彻底表现。这些平均共产主义的主张并没有跳出私有制的范畴,反而是卑鄙性的一种表现。平均思想就其社会经济根源而言,是私有财产对更富足财富的妒忌和贪欲以及平均主义的欲望,这不仅导致了向贫穷和限制需要的原始社会倒退,而且抽象地否定了整个文化和文明。粗陋的共产主义力图把自己设定为积极的共同体,但他们所强调的共同性只是劳动的共同性和资本家支付工资的平等的共同性,这种共同体把劳动和资本普遍化,而没有消除资本即和劳动的对立,也就无法解决人的异化和主体性问题。


  在批判了粗陋共产主义之后,马克思进一步批判了政治共产主义,政治共产主义以人本身从私有财产下解放为社会目标,即“认识到自己是人向自身的还原或复归,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4](P77),认识到扬弃私有财产的必要性,这比粗陋的共产主义更为成熟,但是它并没有理解扬弃私有财产的必然性,它只理解了私有财产的消极本质,即私有财产造成了人的异化和社会的不平等,而没有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本质,即私有财产的必然性和暂时性,也就不理解从人和物的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的本性。政治共产主义虽然认识到人的自我异化的根源和消灭私有制的必要性,但没有认识到私有财产对保证人的存在和独立个性的重要作用,对私有财产的认识还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盲目性。马克思指出这种共产主义由于没有对现实的经济关系进行充分的研究,不了解私有财产的本质,没有摆脱私有财产的羁绊,所以还是尚未完成的共产主义。真正的共产主义主张积极扬弃私有财产,既不像粗陋的共产主义那样用均分的私有财产去来代替个别人的私有财产,而是主张的是个人保留一定的私有财产以保障合乎人性的需要,也不像政治共产主义那样只理解了私有财产的消极作用而没看到私有财产的积极意义,而是认识到了私有财产的双重性质。


  在批判粗陋共产主义和政治共产主义的基础上,马克思阐述了自己的共产主义学说,“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4](P77),以往的礼会制度都是压迫人、剥削人的制度,共产主义是把人从非人的状态中解放出来的社会。共产主义由于消灭了私有制,扬弃了自我异化,人和自我、人和他人、人和自然达成了和解,自然界成为人的活动对象,是人的自然界,人的改造自然的过程是人的自身实现过程,而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也不再是使一部分人成为非人而另一部分成为超人的斗争。这样人的对象化活动就不是人的异化活动,而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人作为存在就是人的本质,而作为本质就是人的存在,人的现实存在和他的类本质实现了统一;(
  黑格尔认为国家是伦理理念的最终实现,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国家高于个人,个人本身只有成为国家成员时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个人对国家付出多少义务,才能享有多少权力,国家是普遍利益和普遍意志的代表,国家的力量在于它是普遍利益和私人利益的统一,私人领域和私人利益即家庭和市民社会从属于和依存于国家。黑格尔尽管把国家看成是“伦理理念的现实”,但是结合黑格尔对私有财产的看法,“伦理理念的现实在这里成了私有财产的宗教”[11],私有财产不可以转让,人的意志和自由可以转让,私有财产成了人的意志的主体。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所谓的国家表面上看来是普遍利益和普遍意志的共同体,但实际上它代表的是私人的利益,即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这种共同体是虚假的共同体,在资本主义社会私有财产的制度下,黑格尔的伦理实体完全是骗人的东西。黑格尔用国家的东西来论证逻辑的东西,而不是用逻辑的东西来论证国家的东西,所以也就不把现实性当作第一性的东西。所以解决资本主义人的主体性消解的问题不应该从国家这种虚假的共同体当中寻找,而应该从现实的经济活动当中,特别是从私有财产当中去寻找。


  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解决人的主体性异化问题的关键在于解决私有财产的问题。马克思在分析共产主义之前,分析了私有财产的两个对立面,一个是肯定的对立面即资产阶级,一个是否定的对立面即无产阶级,二者都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结果。资产阶级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总是剥削无产阶级,但是他们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强大而充分的体现人的本质和主体性,他们获得的只是生存的外观而已,私有制对其而言是赖以继续的保证,资产阶级不得不尽力维持私有制的存在;而无产阶级的自我异化使其丧失了类本质,他们过着非人的现实生活,为了摆脱悲惨的命运不得不消灭自身的处境,不得不消灭导致其被奴役命运的对立面资产阶级及私有财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包含于私有制当中并且相互对立和斗争,最后的结果就是私有制内部的对立统一因子导致了私有制自身的扬弃,从而达到人的主体性全面实现的共产主义。虽然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内部的矛盾运动必然促使共产主义的实现,但私有财产具有双重本质,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私有财产造成了普遍的异化,非人的力量统治一切,人自身沦为私有财产,导致人的主体性的丧失;另一方面,必要的私有财产可以保证人的存在和发展,对人的个性和主体性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所以个人必须要有一定的私有财产才能不被他人奴役和异化。


  共产主义运动在私有财产中为自己找到经验和理论的基础,但共产主义不是简单地否定私有制或者重建私有制,马克思并不是简单地把私有财产当作否定的对象,因为个人拥有一定的私有财产是其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马克思不是否定一般的私有制,而否认的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因为是资本主义下的私有制造成了普遍的异化和人的主体性的丧失。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对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否定,资本主义生产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所以作为否定的否定的结果是要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12]。这种共产主义所有制既是个人所有制,又是社会所有制。在马克思看来,个体和社会之间存在着辩证的关系,“个体是社会存在物”[4](P80),个体在社会当中不一定采取相同的形式显现出来,它允许个体个性的存在,他的生命表现“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4](P80),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个人的产品也就是社会的产品,个人的劳动也是社会的劳动,个体的特殊性和总体性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人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实现了统一,人的主体性和丰富性也获得了充分的发挥,人才能回归到自身。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人的主体性问题的方法不是黑格尔所谓的“国家”,而是“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也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这种自由人的联合体即充分保障人的主体性,又能有效地解决个人主体和社会共同体之间的矛盾冲突。这种自由人的联合体使得“处在社会关系中的个体的发展与他们共同构建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辩证统一,每个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手段,同时社会发展为每个人的发展创造条件,以实现每个人的发展为月的。”[13]


  综上所述,马克思在《手稿》当中通过对理性形而上学批判、资本形而上学和“共产主义”的批判,将主体性批判深入到哲学、经济学、政治学领域。通过对形而上学的社会历史批判,马克思不仅批判了理性形而上学的同一性逻辑导致了人的主体性的丧失,也批判了现代世界资本存在的统治逻辑导致的人的异化现象和人的主体性的消解。在马克思那里,对理性形而上学的绝对性批判同对资本及现代世界具有的原则高度的批判从根本上讲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对统治现代社会的抽象主体资本的批判,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症结,找到了解决现代世界主体性问题的方案和拯救现代人丧失主体性的良方——真正的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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