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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历史学以所谓的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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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历史学

——以所谓的《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例

(上)

尤根·罗扬著赵玉兰译

原文载《政治经济学评论》第8卷第4期,年7月

内容摘要

本文在对《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摘录笔记的出版和研究情况进行简要介绍后,着重以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保存的原始文献为依据,对《手稿》及摘录笔记的文献学信息作了详细的描述,从而在此基础上对《手稿》及摘录笔记的诞生次序做了极为严格的、文献学的考证研究,还原了其诞生过程。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第二手稿”很可能是《穆勒摘要》的结尾;《手稿》可能并不是马克思在其“序言”中提到的那部著作;不能把《手稿》同摘录笔记割裂开来。

关键词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摘录笔记;考证研究

作者简介

尤根·罗扬(JürgenRojahn),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前秘书长,国际知名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专家、MEGA2编者。

译者简介

赵玉兰,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关于马克思主义对研究历史所作贡献的著述已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有关这一主题的文献几乎很难一览无遗;而关于历史学对研究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主要对研究马克思的见解所作的贡献,却几乎从未被探讨过,这看起来并不太令人惊讶。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历史理论,而且它本身同样是一种历史现象;历史学试图通过研究其诞生过程来说明马克思见解的意义;它在这方面不仅依据,而且首先依据马克思本人的文本——或者是他发表的,或者是他遗留下来的;只要有可能,历史学就以原始文本,也就是马克思本人所写的文稿为出发点,以便强调原始文本的这种确凿的、材料的方面:所有这些几乎毋庸赘言。同样的情况也很好地适用于在利用文本时所优先遵循的那些规则。历史学在马克思之前、独立于马克思形成了相关的工作方法;他普遍地使用这些方法。《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众所周知,它在最近五十年的讨论中扮演了绝非微不足道的角色——这一案例表明,就马克思主义研究而言,在马克思逝世百年之后仍然特别地指出这些方法并不是多余的。

在对大量文献进行简要回顾之后,本文将只是略微谈及异化、黑格尔、辩证法等内容。与此相反,大量关于纸面(Blatt)、页码编号、分栏等的说明似乎得到了补做。按照上述的规则,这其实应在所有的讨论之前进行,即从资料考证的方面来分析著名的《手稿》。这一分析当然不会得出所有就《手稿》的内容已然写成的东西都毫无价值这样的结论,但是很可能导致这样一个问题:为时局所惊吓的密涅瓦的猫头鹰是否已提前振翅起飞?无论如何,它开启了对马克思理论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的令人着迷的准确认识。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就我们所知,这里所说的《手稿》的发现归功于达·波·梁赞诺夫(Д.Б.Рязанов)。他在年首次以《〈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为题用俄文出版了其中一份《手稿》(后来所谓的“第三”手稿)的大部分内容。[1]年,《手稿》首次以原始语言出版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第I部分第3卷中,该卷不再是由梁赞诺夫,而是由弗·维·阿多拉茨基(B.В.Адоратский)编辑出版。在编者以“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名概括并加以编号(I-IV)的四份文本中,三份以《国民经济学批判……》为题刊登在该卷第一部分中,第四份刊登在附录中,它实际上是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最后一章的摘录。[2]此外,该卷的第二部分还收录了马克思对勒·勒瓦瑟尔(R.Levasseur)、弗·恩格斯、让·巴·萨伊(J.B.Say)、弗·斯卡尔培克(F.Skarbek)、亚当·斯密(A.Smith)、大·李嘉图(D.Ricardo)、詹·穆勒(J.Mill)、安·路·克·德斯杜特·德·特拉西(A.L.C.DestuttdeTracy)、皮·德·布阿吉尔贝尔(P.deBoisguillebert)等人著作的若干摘录,这可能是—年他在巴黎逗留期间所作的。[3]同样在年,齐·朗兹胡特(S.Landshut)和雅·彼·迈尔(J.P.Mayer)出版了一部马克思早期著作集。迈尔在此前一年就登广告宣布[4],这个版本将收录那部“迄今为止不为人知的马克思著作”,即——按照这里保留的MEGA中的称谓——以III、II、IV顺序编排的手稿II-IV。[5]

关于这一发现所导致的结论,从一开始就争议不断。尽管按照阿多拉茨基的说法,《手稿》“部分地讲是关于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货币等等的片断性文章”,马克思在其中“仍然多次披着费尔巴哈式哲学术语的外衣”对“资本主义真正的经济结构”作了初步的分析,[6]但是朗兹胡特-迈尔却感到,“这部实质上已经比《资本论》抢先一步的……迄今为止不为人知的著作”[7]加强了这样的认识,即马克思在40年代实现了从哲学的“束缚”转向对历史领域的纯粹经济学考察这一传统观点建立在一种误解的基础上;因为毋宁说,这部著作揭示了“经济学理论本身的基本的哲学内涵”;它“在一定意义上”是“马克思最核心的著作”,因为它构成了“马克思全部思想发展的中心,在这里,他的经济学分析原则直接源于‘人的真正现实性’这一观念”[8]。朗兹胡特-迈尔最后说,重要的不是在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哲学术语中辨识马克思晚期著作中的经济学理论萌芽,而是毋宁说,把晚期著作中的经济学理论追溯到早期著作中的哲学概念。《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同样可以很好地表述为:“至今一切历史都是人的自我异化的历史”,“真正的目标”不是“‘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不是通过‘剥夺剥夺者’来消除‘剥削’”,因为“所有这些都是无意义的,如果它并不同时是人的实现的话”[9]。

两位在当年就对这些被发表的文本表达了立场的作者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亨·德曼(H.deMan)在他特别命名为《新发现的马克思》一文中谈道,这部“迄今为止不为人知的著作”包含着作为马克思后来著作之基础的那些判断,这些判断揭示了“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的动机、意义[10]。同时,通过比较这部著作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晚些时期的历史唯物主义”,亨·德曼主张,不是只有一个“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有两个“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在那里,他注意到马克思的创造力在其后期著作中明显地衰退了。[11]赫·马尔库塞(H.Marcuse)同样断言,《手稿》表明马克思的“革命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是以哲学为基础的”;但是他的重点在于,“作为基础的哲学已经在自身中承载了革命的实践”。[12]

马尔库塞

如果说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出版把人们的注意力转向“哲学的”马克思,那么几乎在同时发生的黑格尔耶拿手稿的出版则把人们的注意力转向“经济学的”黑格尔。[13]从这两方面看,重新确定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就显得非常必要。当奥·科尔纽(A.Cornu)在他年发表的论文中把《手稿》补充到传统图景中的时候,[14]《手稿》却激发亚·科耶夫(A.Kojève)得出了对黑格尔的“海德格尔—马克思主义”式阐释,这种阐释他自年起便开始讲授。[15]当时正在莫斯科流亡的格·卢卡奇(G.Lukács)写下了他关于青年黑格尔的著作,在他的阐述中,青年黑格尔比青年马克思先行一步;[16]马尔库塞在美国流亡时期写下了他关于现代社会理论起源的著作,在其中,他突出强调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内容,而马克思正是其唯一合法的继承人;[17]卡·洛维特(K.Lwith)在流亡日本期间写下了对黑格尔之后的德国哲学的论述,在其中,他把他所视为的黑格尔最重要的追随者——马克思同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相提并论。[18]一条直线可以从科耶夫直接引向莫·梅洛-庞蒂(M.Merleau-Ponty),《手稿》使后者确信,马克思的思想是存在主义的。[19]

正是由于与黑格尔的紧密联系,直至当时还几乎不为学院哲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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